王千里不但补上了缺，还升任永定河北岸同知，成了正儿八经的正五品朝廷命官，当年不愿意出远门而没一起去京城的余青槐真有些羡慕。

在老家过得是悠闲，可悠闲的同时又有些寂寞。

正静极思动，任钰儿托人从上海捎来封信，想请他和顾院长安排几个团勇，送余三姑母子去上海跟她团聚，甚至托人捎回五十块银元作路费。

顾院长去问了下余三姑，余三姑果然不放心任钰儿一个人在上海，并且想着孩子已经快三岁了，在镇上的明道书院念书将来不会有大出息，早就想带孩子去找任钰儿。

余青槐就这么雇了条船，叫上六个老实可靠的青壮，亲自护送余三姑母子来上海。

照着信中的地址找着任钰儿，竟发现任钰儿不是住在县城，而是住在英吉利租界一栋新盖的小洋楼里。

院子不大，院子里有一个小花园。

院墙很高，外头的人想爬进来没那么容易，

洋楼上下三层，一楼是客厅、餐厅、厨房和下人住的屋子；二楼有一个小客厅、一个书房和两间卧室，三楼全是客房。洋楼后面也有一个小花园，还开了一个后门。所有家具和摆设全是西洋式样，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余青槐坐在客厅里喝了一会儿茶，等任钰儿帮余三姑和任雅恩的遗腹子任承志安顿好走下楼，才微笑着问：“钰儿，你怎么住洋人的租界，怎么不住城里？”

任钰儿微微一蹲道了个万福，一边招呼余青槐用点心，一边笑盈盈地说：“余老爷有所不知，上海县城虽收复了，但也几乎被战火摧毁了。要不是巡抚大人走前授意上海道蓝蔚雯蓝大人和年前到任的上海正堂黄芳黄老爷，以‘通匪’为由威逼‘船王’郁泰峰捐了二十万两银子，被战火毁坏的城墙、道署、县衙和学宫（文庙）恐怕都没钱修。”

“城里没法儿住人？”

“也不是没法儿住，而是住租界方便些。”

“方便？”余青槐不解地问。

任钰儿对余青槐和顾院长这两年帮着照应余三姑和弟弟余承志打心眼儿里感激，微笑着解释道：“余老爷，您过来时可能没注意瞧，门口那个宅院便是我四哥在上海为官时出资修建的四川会馆，他现在回四川老家丁忧了，就算没回四川老家也照应不到会馆，所以我住这儿能帮他照应着点，帮他守好在上海的产业。”

余青槐反应过来，想想又问道：“那这座洋楼呢？这座洋楼是谁家的产业？”

任钰儿不无得意地说：“也是我四哥的，不过是我年前刚帮他置的。”

余青槐追问道：“这座洋楼值不少银子吧，你哪来这么多钱的？”

这栋洋楼原本是一个洋商的，不但吴健彰出了钱，连“船王”郁泰峰为了脱罪也出了四千银元，此外上海县丞周兴远也出了一千两，任钰儿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余青槐解释，带着几分尴尬地说：“这事一时半会也说不清，余老爷，房间帮您收拾好了，您就住二楼。您带来的那几个兄弟也安排好了，让他们住对门会馆。估摸着苏觉明也该回来了，等他回来让他陪您吃酒，给您接风洗尘。”

余青槐意识到这栋洋楼十有八九是别人送的，立马换了个话题：“觉明还好吧，差事办得顺不顺？”

“他挺好的，至于差事……他这个江海关帮办委员做得有些名不副其实，几乎不用去衙门点卯，就算去了也不好插手关务。”

“此话怎讲？”

“这事说来也话长，刘丽川等天地会余孽刚开始犯上作乱那会儿，洋商就不给江海关交税了。后来英吉利、法兰西和美利坚三国领事甚至设了个关税管理委员会，分别指派威妥玛、史亚实、贾流意三人为税务司，代征关税。”

任钰儿顿了顿，接着道：“再后来美利坚新任公使麦莲到任，借要求朝廷修约之机，同法兰西领事阿礼国、马辉等人，要求制台大人和巡抚大人撤销各地关卡和厘卡。制台大人和巡抚大人正为军费拮据发愁，正有赖于关税，并且这也不是他们能说了算的，只好让上海道蓝大人和吴健彰在昆山跟三国领事谈。谈到最后订立了一个共有九项条款的协定，让英、法、美三国接着代征。”

“让洋人代征关税，这不是丧权辱国吗！”

“可制台大人和巡抚大人也没别的办法，何况让洋人代征有让洋人代征的好处。”

“什么好处？”

任钰儿无奈地说：“据我所知，以前课多少关税就是一笔糊涂账，给朝廷上缴多少关税，看兼任江海关监督的道台大人心情。要是心情好，就多上缴一点。要是心情不好就少，有几年甚至一两关税也没上缴，居然还留下十几万两亏空。

洋人代征就不一样了，自咸丰三年刘丽川等天地会余孽犯上作乱占据上海，到去年克复，洋人把持的税务司竟帮着代征了七十多万两，并且一笔一笔有账可查。朝廷急着用银子，干脆就这么让洋人接着代征。”

想到千里为官只为财，那些个税官才不会跟洋人这般“清廉”，余青槐哭笑不得地说：“居然有这样的事，想想真荒唐。”

“荒唐的事多着呢，您在这儿住几天就习惯了。”

“那你孤身在这儿以何为生计？”

“四哥出资修建的会馆不但有几时间客房，还有十几个铺面，光房钱和租金就够我生活了。”任钰儿嘴上虽这么说，心中却暗想别看我是一介女流，但跟朝廷命官一样有官俸，帮着“厚谊堂”打探洋人的消息，“厚谊堂”不但每个月给五十两俸银，要是打探到十万火急的军情，额外还有赏。

余青槐不明所以，想想又好奇地问：“这么说苏觉明光领官俸不用做事？”

“差不多，他这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滋润，每天不是去已革上海道吴健彰入股的旗昌洋行喝茶，就是去跟‘船王’郁泰峰等本地士绅商贾吃酒，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真叫个醉生梦死。”